回望高考来时路

——写在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一根“指挥棒”改变了中国。40年来，高考伴随着民族的记忆，记载了整个社会的变革；40年来，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

而在这40年间，改革的步伐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既有技术方面的改进，也有制度方面的革新，体现了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回顾高考40年的改革历程和实践探索，留给后人的是充满智慧的经验和无比宝贵的借鉴。只有正确认识高考改革对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才能为我国高考改革的推进，拓展无数新视角，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路。

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图为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资料图

“特价高考房”“带空气净化器”……一些临近学校的酒店，纷纷打出这样的字幕牌，预示着一年高考季的来临。

对《水利学报》主编程晓陶来说，40年前的那场高考可没有如此贴心的服务。1977年，身处三三○工程局的他，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内心激动不已。他曾经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

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1977年他参加高考之后，焦急等来的，却是单位领导的道歉。工程局接到省招生办的通知，要补交其家庭的政审材料，但时间已来不及，以致那年他的成绩因材料不全而作废了。1978年，他再次参加高考，如愿成为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78级的一名学生。

“1977年刚恢复高考，许多高校准备不及，77级的考生是到1978年春天才入学的，我们入学时间只比他们晚了半年。”程晓陶对科技日报记者说道。

高考改变命运 一家6姐弟圆大学梦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是省直机关干部，虽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但是程晓陶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

1969年冬，初一才上3个月的程晓陶跟随父亲一块“下放”到五七干校。父辈们在田间劳作，半大的孩子们也跟着摘棉花、放牛。时间一长，家长们有意见了：大人下放劳动改造，孩子们可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要给孩子们办学校。经过一番努力，干校同意从下放干部中抽人出来给孩子们上课。

当时干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晴天，学生们自带小板凳围坐在树林里，老师把黑板挂在树杈上讲课。雨天，大家便挤在干校食堂里点上汽灯学习。“尽管开始条件简陋，但抽来教书的老师们都特别优秀、敬业。4年的干校中学，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学习基础。”程晓陶说道。

高中毕业后，因为上学无门，1973年春天，程晓陶走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在农村接受了两年半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他通过招工进入三三○工程局，成为综合厂钢筋车间一名普通工人。

恢复高考头年，除了最小的弟弟外，程晓陶家有5姐弟同时报考。当时，他和姐姐是工人，妹妹和两个大点的弟弟是插队知青。高考复习时最难的是，课本早丢光了，也没地方买。程晓陶的母亲和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们编写了一些复习资料，每次母亲都用复写纸一式五份地抄好，邮寄给分散在各地的子女们。

在那样特殊的年月里，每每收到母亲寄来的手抄课本和练习题，程晓陶都视为珍宝，一遍遍地演算复习。他当时是车间的文书，住在厂区办公室里，前后都是生产车间。加工钢筋的空压机噪音很大，他由此练就了一番在巨大噪音中充耳不闻、全神贯注的学习本领。以至于回来后母亲有时叫他不应，还以为是有了耳背的毛病。

1977年高考后，程晓陶的姐姐、妹妹和大弟相继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其后78、79年，他和五弟也如愿以偿，两年后高中毕业的小弟考上了大学。“高考改变了我们一家6姐弟的命运。”程晓陶感慨不已。

时至今日，尽管高考一路走来伴随诸多争议，但在程晓陶看来，高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给了许多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8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校门。这是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新华社资料图

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 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教育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受“文革”时期高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影响，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其激烈程度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据有关资料测算，1977—1981年，普通高考录取率分别为4.8%、6.6%、5.9%、6%、5.5%，远低于“文革”前五年的高考录取率。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录取率开始从11.6%升至36%，高考竞争程度虽有所缓解，但仍然是“金榜题名难”。

事实上，出于高考录取率的压力，经过一定比例的选拔考试，才能迈入高中门槛。而接受过高中教育的适龄青年，只有少部分能够跨入大学校门。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亚群看来，当时的大学教育属于典型的“精英教育”。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我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开始连续大扩招。与之相伴的是，高考录取率的大幅上升。据统计，1998—2005年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到201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从最初的100个人录取5人左右，上升至70多人，我国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步迈向“大众教育”。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的年代，考上大学已经不是稀罕事，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考上的是不是好学校、好专业。

从单一考试走向多元评价 自主招生成人才选拔新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高考选拔生源主要依据统一考试成绩。张亚群指出，这种选拔方式在保障考试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有效地选拔出大批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单一的考试取才也存在片面性，尤其是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即招生学校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这是当今高考改革的亮点，也是难点所在。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总体目标，各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

按照新一轮高考改革要求，在科目设置上，普遍实行“3+3”高考新模式，文理不分科，发挥“统考”与“选考”的各自优势，适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记分方式上，各省高考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计入考生总成绩；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具体分值及等级略有差异。

张亚群认为，这一改革旨在保障人才选拔的科学性，提升考试的信度与效度。高考外语等科目提供一年两次考试机会，扩大考生的选择性。“考生总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方式，体现了“多元评价”的教育要求。

变革的不仅仅是科目设置和计分方式。自2003年首批22所部属大学试行自主招生后，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经过十多年不断探索，高校自主招生走过了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到如今高职院校与学术型高校招生分类招生，以统一高考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的不同路径。

与此同时，高考也不再是学生上升的唯一通道。近年来，不少优秀的学生选择报考海外大学，通过留学海外来拓展国际视野。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选择都更为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