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刘全生是个博古通今、东西合璧的教育家，他非常健谈，而且见解独到，和他聊天几乎是种享受。刘全生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行之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在1940年代后半期任上海《神州日报》社长，在上海文艺界非常活跃，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和台湾。刘全生于196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1975年担任马里兰大学物理系教授。最近几年，他先后担任过马里兰大学副校长，并应聘出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校长3年，不久前刚刚返回马里兰大学，继续当他的终身教授。刘全生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关系甚是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最近，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这位教育界的著名教授。

当今的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

文汇报：你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当过校长，经常穿梭于台湾海峡两岸和美国，你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创意要有新观念、新设计；创造是指动手能力，有新发明、新技术；创业是指开创事业。要是前两项比较弱，创业就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大学生忙着就业的多，想着创业的少。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著名的雅虎公司和惠普公司最早都是由两个大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创业的。惠普公司的Hewlett当年申请了一份专利却不知道找谁合作，而Packard当时学的是会计，擅长推销，两人结合在一起，成立了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此外，斯坦福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学生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也为大众和社会创造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惠普等企业的成功也是教学研究与学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生主动去研究而不是死记硬背，通过研究去创造，把老师的一整套理论和学生的热情与动力结合起来，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

创新主要是配合资讯时代的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创造和创新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点马里兰大学做得很好。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创新班”，就是一半是商学院的学生，另一半是工学院的学生，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宿舍里。每周请一位有创业有成就的人给他们讲创业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每个学期要求学生写一个如何组建企业的计划书，然后参加学校组织的竞赛。这个计划书帮助学生了解公司如何创业，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什么产品适合市场发展等等。学校组织的商业竞赛前3名可以得到5-1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学生鼓励很大，激发他们创业的精神。现在学校大概有10多家公司，有些公司已经赚钱。好一点的企业会有些补助，还有些是要自己找投资，当然学校也会帮助这些企业去找外面的投资，这种项目叫做“种子投资”。当年，Google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先在校园里得到赞助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美国大学对学术尊重胜过对权力的尊重，校长不做就可以做普通教授，后者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

文汇报：在中国，许多教授好像当领导只能上不能下。但在美国，许多人当了几年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后，主动要求再当普通教授。中美两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

刘：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次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这就是美国大学的观念。大学校长虽有很大的领导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

　教授从事科研教学，美国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这也是美国社会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只要是任何人在专业方面有成就，哪怕是修水管、修电灯，只要他有别人没有的本领，那么他就会受到美国社会的尊敬。在马里兰大学物理系，现有4名前校长同时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名。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退休后，就只是一名普通教授，但人们对他的尊敬丝毫不减。此外，在美国担任教授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自由也很多，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但发表论文的要求很高。

提高中国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文汇报：中国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主要是什么原因？

刘：美国现有3000多所大学，但真正称得上研究型的大学并不多(58所)，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大概一共约62所，主要以研究为主，美国绝大部分的博士学位都是从这些研究型大学获得的。中国大陆目前大约有近2000所大学，研究型大学大概在15至20所。这个数字不算多，作为研究型大学，像北大、清华、南大、中国科技大学、复旦、交大等，都具有一定的科研经费，这些研究型大学发展也不错。中国应该大力建设研究型大学，并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

美国目前的科研投入占GDP的2.5%，韩国达到3%(世界最高)，中国大陆是1%-2%，台湾地区现在达到2.5%。台湾地区和韩国一样缺少自然资源，唯一的就是靠人。韩国在前几年就开始专门发展科研，将大量的经费投放大学教育，结果成绩显著，但也造成了人们的急功近利，比如像黄禹锡事件。所以，教育依靠经费，有了经费就可以大力发展科研。中国目前还需要加大经费投入用于教育。此外，我们对于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还要提高。

美国大学也有失败的地方，如美国人才浪费、价值观念不如上个世纪那么有理想

文汇报：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大学有很多成功的方面，那么是不是也有失败的地方？

刘：美国在人才培养和运用的环节上也存在缺少衔接的问题，培养出来的大量文科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个现象在当前非常明显，许多人没有用上他们所学的知识。美国大学生往往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计划。这是美国人才很大的一个浪费。另外，美国在伦理教育，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教育方面，在最近20年很欠缺。新一代人很茫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记得1960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非常有理想。那时正处于美国的民权运动时期，白人学生暑假不回家，专门到南方去教黑人如何投票，教他们如何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些年轻人非常有理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打越战，青年人勇于争取民主，争取权利。从8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现在的美国学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挣钱。

50年后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1/3应该在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将在中国

文汇报：你预测再过50年，中国一流大学能够占到世界1/3，你对此很有信心吗？

刘：100年前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在欧洲，美国当时只有2到3所像样的大学。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开始多起来，现在2/3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在美国，因为它经济实力强，挖了很多的人才来。现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是中国，我想50年后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1/3应该在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将在中国。

此外，中国是个有传统文化的国家，中文是很了不起的传媒。我晚上有时候看《史记》，2000多年前的人物跃然纸上，可以和他对话，从传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学习的，这就是我们文化了不起的地方，而且我们的文化中的那么多的哲理，老庄的思想，对自然的尊重，对人世的和谐，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大的东西在里面，再加上我们比较勤奋和努力，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能够做到。

中国迟早会有诺奖获得者，只要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只要把严谨治学作为研究科学的第一要务

文汇报：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华人都是海外华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而目前祖国大陆还没有人得，那么大陆今后5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呢？

刘：从种族来看，获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应该是犹太人。目前全美国犹太人加起来总共有600-700万，大概有1/3的获奖者是犹太人，他们在美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优秀，特别是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常卓越。例如，犹太人家庭的小孩从小就有喜欢向大人提问的习惯。从小勤学好问是最重要的，而中国人恰恰就缺少好问的习惯。老师帮助你解答问题，处理问题，但从来没有教你去如何问问题，其实问问题是最难的。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从小就培养出勤学好问的习惯。要培养出科学家，必须要养成他们从小勤于思考的习惯，人脑的成熟就在于前10年。

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有很多争议外，其他奖项都是很实在的，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还是很公平的，所以大家把它作为科学界的最终成就奖。中国迟早会有获奖者，我对此非常有信心。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这跟文化有关系，是对自己有信心。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永远得不到奖，而这个信心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中国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也是令人骄傲的，而自己对本国的文化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也就能产生很大的信心。

其次，中国没有将严谨治学作为研究科学的第一要务。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造成许多科学界人士追逐名利，在美国很多华人教授一看到有赚钱的机会就马上“下海”，放弃了科学研究工作。升官和发财都是害死读书人的。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曾表示：对他启发最大的是中国的庄子和老子，老庄思想的核心就是淡泊名利。这是中国科学界目前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