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思想研究》 　　张宏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国家级文保单位刘基庙牌坊。 　　刘基书法作品一种。 　　刘基庙成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文成南田武阳村刘基故居。

张宏敏 刘基在为官从政期间，始终保持了一个廉洁奉公、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廉吏”形象，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刘伯温传说”之中至今传诵着二十余则以“除恶安良”为题材的刘伯温廉政小故事，其中“高安县判案”、“公断争功案”、“国师斩恶吏”、“斩蛇除霸”、“严惩衙役”等惩治贪污腐败官吏、公正断案为民申冤做主的传说，为刘基在民间博得了“刘青天”的美名。 然而，这些民间故事并非无稽之论，因为这些传说的原型就是刘基四十载官场生涯的“廉节”事迹。 四仕四隐的元朝廉吏 刘基在其坎坷波折的官场生涯之中数次致仕，究其缘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刘基刚毅、耿直的性格所致。元至元二年，刘基出任江西高安县丞，据《诚意伯刘公行状》载：“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数欲陷焉。时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这里，初入仕途的刘基就呈献给众人一个廉洁自律、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秉公执法、受人敬重的“廉”者形象。也正是刘基的“廉平”，在“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刘基）复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刘基）以复仇”之时，江西行省大臣救之，辟刘基为职官掾史。但是“以谠直闻”的性格特质与处事风格决定了刘基在腐败的封建官场上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至正二年因“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 隐居游学数年后，刘基于至正六年北上大都，并于至正八年任江浙儒学副提举，至正十年继任行省考试官，至正十一年“为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至正十二年，行省檄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至正十三年，改任江浙行省都事。又因反对招安台州“反贼首恶”方国珍而为行省所抑，去职还乡，于至正十四年奉母“避地”绍兴两年有余。至正十六年二月，省檄复为江浙行省都事，第二年因“招安山寇”有功改任行枢密院经历。至正十八年升任江浙行省郎中，然而，由于执政者抑刘基军功，“仅由儒学副提举授处州路总管府判，且不与兵事”，刘基愤而弃官归里，彻底与蒙元王朝决裂。 刘基在元朝四仕四隐的官场经历，究其根源，从客观方面讲，这是元朝朝政混乱、官场腐败、扼杀人才所致；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因为刘基秉公办事的官道与刚毅廉洁的性格根本无法适应渐趋衰落的封建官僚体制。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以身作则的“循吏”，刘基对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出类拔萃的州县级地方官吏的称道与歌颂是不遗余力的。江西临江府县之中的“贱役”即不法衙役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沆瀣一气、为害一方，府县官吏亦无可奈何；刘基任职高安县丞，与临江相邻，辖区所限，爱莫能助，“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也”。为根治临江“贱役”之患，元廷招蒙古官员月忽难明德为临江路经历，月忽难到任伊始，“访民瘼，按宿狱”，严惩为非作歹的贱役之徒，铲除积弊，扫荡邪恶，为民除害，此举自然赢得民心，刘基“闻甚喜”。若干年后，月忽难因疾辞官于江浙府总管任时，刘基特赠序文一种，以讴歌这位清廉为民的正直官员。鄞县县尹许广大作为一名“以廉能闻”的地方官吏，“为人厚重，寡嗜好，饮食、衣服可而止，故能以廉终其身”，刘基自然十分赏识，在许氏死后亲作“碑铭”以志之。 淡泊名利，不求闻达 至正二十年，经过“艰难抉择”的刘基因朱元璋之礼聘，奔赴应天（南京）以“谋臣”身份辅佐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起初，刘基得到过朱元璋的重用，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于“耿直”、“廉节”的秉性使得自己的处境多次处于被动。洪武元年四月，朱元璋发京师赴汴梁，命李善长、刘基留守建康（南京）；时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的刘基力主整肃纪纲，“命宪司纠察诸道，弹劾无所避”，中书省都事李彬侮法罪当死，但是丞相李善长素爱李彬，“乃请缓其事”，刘基不听，遣官赍奏诣并承旨依法斩李彬。这使得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关系十分恶化，只得暂时“求退”并“告归”。尽管如此，“奏斩李彬”一事体现了刘基不畏权势、嫉恶如仇、秉公执法的高贵品质。 刘基耿直的性格还体现在与朱元璋“论相”这件事上。朱元璋为巩固新兴的明王朝政权，在废除李善长相位之后，亟须遴选丞相人选，遂与刘基商议此事。朱元璋提出或由杨宪、或由汪广洋、或由胡惟庸出任丞相一职，刘基均予以否定：“（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褊浅，观其人可知。”“（胡惟庸）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此时，朱元璋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当场拒之：“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大恩。”通过这段君臣“论相”对话，不难发现，在商定丞相人选问题上，刘基秉持了对政事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为顾全大局而不计个人恩怨，既不规避自己的性格“缺陷”，也敢于直言，直陈诸相位人选的优劣得失。这也是刘基廉政事迹的一个注脚。 据《明史》记，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初八日，封李善长、徐达等六人为公爵，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爵；二十九日，封汪广洋为“忠勤伯”、刘基为“诚意伯”。《明太祖实录》载有敕封刘基诰文：“朕观诸古俊杰之士，能识真主于草昧之初，效劳于多难之际，终成功业，可谓贤知者也。汉之如张子房、诸葛亮独能当之。……特加尔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在朱元璋眼中，刘基可以与张良、诸葛亮相媲美，但是年俸仅二百四十石，不仅不及李善长年俸两千四百石的一个零头，甚至还不及汪广洋年俸五百石的一半。尽管如此，刘基依然不计名位，不贪爵禄，一派廉者形象跃然纸上。洪武四年正月，已届风烛残年的刘基致仕，“归老还乡里”之后，不与人事，深居简出，“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茆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刘基致仕之后“口不言功”的举动足以说明刘基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高风亮节与人生价值观。洪武八年四月，刘基病卒于家乡南田武阳。其夏山墓仅为一抔黄土，简朴而淡雅，昭示了自己“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的一生。刘基墓正是刘基廉政事迹的一个实物象征。 “贪廉由乎内而不假乎外” 元季吏道腐败，刘基在《卖柑者言》中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讥讽元季当权者欺世盗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不可一世的丑恶本质，从而体现了刘基“愤世疾邪”的性格特质。缘此，刘基在《感时述事》诗中有“官吏逞贪婪，树怨结祸胎”、“盗贼乘间发，咎实由官司”句，对元季官场腐败予以控诉，同时发出“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戚”的无限感叹。 由于刘基本人“性刚嫉恶”，所以他对“尚气节、敢直言、见贪夫疾之如仇”之士十分敬重。刘基有歌颂东晋广东刺史吴隐之与元宪副吴君这两位循臣廉吏的廉文佳作即《饮泉亭记》。据《晋书》载，朝廷想革除岭南贪污之弊，特任命隐之为广州刺史，赴任途中行至距广州20里处的石门，遇一山泉，当地人皆说喝了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贪泉”。隐之对家人说：“如果压根儿没有贪污的欲望，就不会见钱眼开，说什么过了岭南就丧失了廉洁，纯属一派胡言。”说着走到泉边舀了就喝，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上任后，他廉洁奉公，清简勤苦，始终不渝，“廉士以为荣。”吴隐之饮“贪泉”并赋诗而“清操逾厉”之事后被奉为廉吏典范，官场之中世代传为佳话，初唐文学家王勃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就留下了“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的名句，高度赞扬吴隐之的廉洁。元代一位吴姓宪副任职广西时特访石门“贪泉”，因仰慕吴隐之之举而名泉旁小亭曰“饮泉亭”，并效仿吴隐之之官德操守，终成一代廉吏。在刘基看来，吴宪副之“廉”可与吴隐之之“廉”相提并论，应吴宪副之孙吴以时之请，再加上刘基本人对循臣廉吏的敬重，遂成《饮泉亭记》。 《饮泉亭记》文充分反映了刘基的廉政理论。刘基以为贪腐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名”“利”等无限膨胀的物欲，物欲是贪腐之根，“有一焉则其守不固而物得以移之矣”；此外，“贪相承，习为故”的恶习也是滋生贪腐的毒瘤。刘基对症下药，提出了“人心之贪与廉，自我作之，岂外物所能易哉！”“贪廉由乎内而不假乎外”的立论。这是说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身道德修养水平，不能怪罪于外在环境和客观条件。易言之，“仁以充之，礼以立之”的“大丈夫之心”才是抵制贪婪、拒绝腐败的“不二法门”。 刘基对于“贪”的理解有两种：一是“贪德”，一是“贪利”。前者之“贪”是一种美德，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自觉道德实践：“圣人之于仁义道德，犹小人之于货财金玉也，小人之于货财金玉无时而足，圣人之于仁义道德亦无时而足。”在刘基看来，“圣人”之于“仁义道德”而有的“无时而足”的“贪德”之“贪”值得大力提倡。而“贪利”之“贪”是一种“恶德”，要坚决反对，因为贪名好利很可能直接酿成丢身、败家、亡国的可悲下场。“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是皆不知贪者也。”与受贿者亡身亡家的下场一样，刘基以为行贿者也会酿成亡身亡家的可悲下场，《郁离子·献马》文中的周卿士芮伯，因率师伐戎取胜而获得良马一匹，献给了贪得无厌的周厉王，结果有馋臣趁机诬陷芮伯隐藏战利品，最终落得个被放逐的下场。这个事例就说明了行贿者自取其辱的道理。 刘基明白，在“天下无道”的封建社会里，为官廉洁，必须承受极大的压力与不公，甘于寂寞，并且要耐得住清苦。《郁离子·蜀贾》篇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事例：“昔楚鄙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去也，无以僦舟，人皆笑以为痴……”可见，在吏治腐败的乱世之中，成就“廉节” 人格、留下“公正廉明”的美誉相当不易。尽管如此，各级政府官员还是要加强道德实践，保持“廉者”本色。对于政府各级官员如何“苦练内功”，刘基认为应该主要从“敬”、“诚”上下工夫：“勿谓政难，克敬则立。勿谓俗殊，克诚则辑。”以儒家先贤圣人为标的，“企贤则善，企圣则贤”，“克敬勿懈，何适不臻？”尤其应当注重实践“慎独”工夫，以成就君子人格。 “国以民为本” 对于官与民关系，刘基文中有论：“夫设官所以为民也。官为父母，民为子。为父母而使其子不我爱，亦独何哉！”这是对“父母官”称谓的诠释，信非虚言。对于为官之“道”，刘基也有点拨：“善为官者，犹农夫之善为田也，嘉谷以为亲，粮莠以为仇。”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官民一家，官应以为民服务为职志。为官之道与牧人为牧之道相仿，一举一动皆应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关心民众生活疾苦，爱民如子，“其爱之也，如慈母之于子也”。用时语讲就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替百姓说话，为百姓做事。” 刘基的廉政思想也体现在民本政治理念之中。关注民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哲学主线，刘基继承之而有论：“民用纾矣，邦本固矣。”刘基在《咏史》中有“为邦贵知本”句，在《官箴》篇中特别指出如果“民本”政治无法执行，社会秩序无法稳定，“邦本弗固，庶事咸堕”。邦国之“固”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实行“以民为本”的治国策略。体察民情，体恤民瘼，尊重民意。在《春秋明经》之中，刘基多次重申“国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国以民为本。君子之爱民也，如保赤子。”“国以民为本……吾闻古之为国者，必时视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则工筑罕，民勤于食则百事废。”在以民生为重的前提下，反对“伤财害民之政”。刘基曾极力批评鲁庄公“新延厩”劳民伤财、不合时宜的举动，“凶年饥岁，民食不给，而马厩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兽而食人乎？”这是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理念。 刘基的廉政思想还体现为他的人才观，“用得其当”是人才理论的核心命题。“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施而施之功必圮，是故有天下未尝无人也，有人未尝无用也。用得其当，谓之得人；用失其当，谓之失人。”国家政府机构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系国运”，封建国家吏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各种人才，“用得其当”，社会稳定、国运兴盛就有可能。 尽管刘基廉政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刘基本人事迹、刘伯温传说所蕴涵廉政文化确实历久而弥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代代相传，绵延至今，泽被后世。刘基廉政思想是中华传统廉政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应该继续弘扬刘基廉政思想中以人为本、坚持正义、廉洁自律、秉公执法的合理内核与基本精神，积极营造“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社会氛围，为丰富当代廉政文化内涵、推动廉政社会建设服务。 如今，文成南田的刘伯温纪念馆已经升格为浙江省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历经沧桑岁月而依旧肃穆庄严的刘基庙、墓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代代相传而脍炙人口的刘伯温传说故事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一代廉臣”刘基留给后世的宝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遗产。 刘基的廉政文化与他的道德文章一样，必将万古长存！ (本版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适逢刘基诞辰700周年之际，j9九游会老哥俱乐部人文系教师张宏敏新著《刘基思想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宏敏的学术研究力求让读者走近一个性格更为丰满的刘基。 700年来，刘基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传奇人物一直受后世传诵，他不仅是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的称谓符号，而且还是浙南乃至中国东南地域廉政文化教育的一面旗帜。2008年12月，刘伯温纪念馆被中共浙江省纪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监察厅、浙江省文化厅等六个单位命名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成为温州市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家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