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在过完虚岁112岁生日的第二天，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驾鹤西去。

2012年9月，哲学家李泽厚拜访周有光。彼时，这位睿智豁达的老人说：“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

现在，上帝把这束光收走了。

在北京东城区后拐棒胡同的一幢普通居民小区，周有光人生最后三四十年就住在这里。小区从居委会干部到杂货店老板、理发店师傅都知道这位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老爷子。

但老爷子生前却一直反对“汉语拼音之父”这一称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是周有光的学生。苏培成告诉中新社记者，周先生的拒绝有他的道理。上世纪50年代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行为、集体项目，但周先生对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积极推广汉语拼音体系，作出了独特贡献。是他推荐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是他首先提出要拼写以北京话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

“1979年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让‘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让拼音输入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主流。甚至日本在遇到日语电脑输入的问题时也来向他请教。”苏培成说。

出生于1935年的苏培成比周有光小近30岁，但两人在几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俩人前后通信100多封，“都是谈语言文字，很少谈个人，也很少谈别人。”苏培成说，有不同看法时他会直接跟老师提出来，老师也会予以恳切回复，这些信后来结集出版，成为研究周有光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实际上，研究汉语拼音只是周有光百余年人生长河里三分之一的工作。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的他，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50岁之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从50岁到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之后，他又是思想家。他被连襟沈从文称为“周百科”。

有人统计过，周有光出版的著作中，有一半左右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他在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后又陆续有《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问世。

一个多世纪的人生不可能没有挫折和起伏。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除了与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那些苦难，还有个人的悲伤。抗战期间，6岁女儿去世；2002年，老伴张允和去世；2015年，唯一的儿子猝然离世。

“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如临霹雳，不知所措。有一天，我偶尔想起，青年时代读书，有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自然规律。”谈及夫人张允和的离世，周有光曾说，“想不通的时候，你拐个弯就通了啊。”

乐观豁达、坚持思考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逢年过节居委会干部都会到家里慰问这位高寿老人。“地上还是几十年前的地板革、白墙、木家具，比普通人家里都简单。但老先生人很好，待人和气，还给我签名拍照。”一位于姓居委会干部告诉记者。

生活简朴是周有光给学生们一直的印象。苏培成说，无论是原来住的沙滩后街，还是后拐棒胡同，他的住处都很简洁，生活也很简单，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资助了一些有困难的学生读书。

2016年新年伊始，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出版社编辑叶芳，周有光说了一句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2018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老先生看不到了，但他留给人间的那束语言和思想启蒙之光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