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末，各级预算正在紧张编制。如果在几年前，大家都该“跑”起来了，就连高职院校的校长们也不例外。

“一是来年预算多争取一点，二是看看年底有没有可能再给加一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会长、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回忆说，“但是，自从实施了高职生均拨款制度，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校长几乎没去过财政厅。”

截至201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已全部建立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那么，在眼下这个多数高职院校不再愁钱、跑钱的年份，对高职教育意味着什么？学校的日子又是怎么过的？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高职办学经费有了根本保障

“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进一步明确了高职定位，为高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周建松说。

众所周知，高职教育是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作为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周建松说：“一开始，它的定位并不明确。有些人认为它带有民办的色彩，就应该靠学费过日子，还有很多从中职升格上来的高职，则一直维持着中职的拨款基数。”

由于没有制度做保障，各级财政对高职教育经费拨款长期低于同级普通教育。

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高职学生为农家子弟。已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一头关系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大量高技能人才；另一头则关系着千万普通家庭子女圆梦大学立足社会的民生。近年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提出了职教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明确要求，而加大经费投入是保障源头。

2014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提出到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不低于1.2万元的本科院校拨款水平。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数据显示，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职教生均拨款早就超过了1.2万元。但在基础薄弱、财力有限的中西部地区，2012年，河南、广西、湖北等9个省份的高职院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支出不足9000元，有的仅为6000多元。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广东等沿海省份，各地市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为推动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中央财政建立“以奖代补”机制，引导各地提高高职生均财政拨款水平。2017年以前，对于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尚未达到1.2万元的省份，中央财政以2013年为基期，对各地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增量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拨款标准奖补。具体奖补比例，根据东部地区25%、中西部地区35%的基本比例以及各省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对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已达到1.2万元且以后年度不低于这一水平的省份，中央财政给予拨款标准奖补并稳定支持。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地方政府积极行动起来。许多省份针对域内经济发展程度存在不平衡的情形，根据区域不同，省级财政建立了差别化的奖补机制。广西将高职院校生均拨款与高等教育的“强基创优计划”紧密结合，以经费为引导和杠杆，大力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绩效的提升。

“国家确定的生均经费水平也成为公共财政向高职投入的基本依据。只有牵住这个‘牛鼻子’，高职经费投入才能从制度上得到公共财政的根本保障。”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秘书长茹家团特别强调，“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是制度性的，管根本和长远的，但面对现实条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的需求，还需要不断完善现行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提高经费保障水平，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

“买酱油钱不能买醋”的尴尬少了

“过去叫‘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很多经费是专项拨款，只能干一件事，干别的就违规，要通盘考虑学校工作不得不冒风险。”

“以前，按基数拨款，校长也不知道今年能有多少钱，明年还能不能持续，所以无法做长远规划。”

随着生均拨款制度的建立，这些尴尬成了校长们对往昔的笑谈。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常务副主席、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慧波看来，生均拨款制度的全面建立，将学校的“财权”和“事权”有效统一起来，在一定范畴内扩大了学校办学经费的使用权。

那么，有了经费自主权的校长们都在做些什么呢？

地处西部民族地区、属于“艰苦行业办学”的新疆职业技术学院，集中全力补上办学条件短板。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以来，该校累计投资3000多万元，新增1000多万元教学科研实训设备，改扩建实训场10个，成立了“设施园艺技能大师工作室”等10个专业工作室；扩充图书文献资源；增加校舍建筑面积1.4万多平方米。该校还通过从企业引进、从企业聘任、到企业锻炼“三企途经”，着力构建人才“三梯队”，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去年经费的增量部分基本用在教学上了，今年着重解决师资队伍建设，下一步要解决信息化的瓶颈问题，”辽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邹学忠告诉记者，“有了生均拨款做保障，可以围绕这个目标从专业布局、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系统化地进行改革。”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建设为龙头，紧密围绕为产业发展服务做文章。院长王津说，生均拨款大幅度增加之后，学校提高了为企业服务的能力。从2014年底开始，学校连续为企业做了23个项目，合同金额达到1000万元，增加了办学经费的新来源。

“以前，每所学校获得的经费投入不同，不具可比性。现在，同样的学校拿同样的钱，谁能把学校办得更好，一比就看出来了。获得权力的同时，大大强化了办学者的责任，激发了办学的活力。”周建松说。

“活钱”有了，还得要精打细算

按照政策目标，2017年，全国各地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将达到1.2万元水平，对于不少地区来说，高职办学经费将再上台阶。虽不能说日子富裕了，但可以说是兜里有“活钱”了。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刀刃上？甚至，会不会有院校为了“人头红利”而盲目扩招？

“这确实对学校党委的决策能力和校长的理财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教育会计学会高等职业院校分会会长、山西财税专科学校校长赵丽生说，“我们要及时更新理念，坚持绩效导向，强化预算管理，科学制定学校滚动发展规划，根据财力有序推进学校改革与发展，再也不能等钱来了才考虑干什么。”

“学生多了资源又跟不上，仪器设备、生均用地也要增加，否则就会影响学校的绩效评价。”王津告诉记者，“陕西的政策是，从9000元到1.2万元的增量不再按人头平均分配，而是按照扶优扶强的原则，根据办学绩效来分配，而绩效指标主要依据是教育部去年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政策环环相扣，良性互动。”

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邹联克说，贵州省用“五招”确保管好用好经费。一是按国家要求体现绩效导向，在保证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内涵发展，防止学校吃大锅饭、盲目扩招，经费安排向就业好、办学质量高、改革力度大的学校倾斜，向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专业倾斜；二是强化市州一级政府、行业企业和民办院校举办者的责任，进一步落实生均经费；三是综合奖惩，对没达到生均经费水平的地区，将不再予以奖补，招生计划也会相应限制；四是通过资金投向安排，促进职业院校转变办学理念；五是关注绩效评价，建立评价机制，并将评价结果用于调整高职改革发展政策措施，提高管理水平。

按照要求，“2017年，对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仍未达到1.2万元的省份，除不再给予拨款标准奖补外，中央财政还将暂停改革绩效奖补；教育部将在下一年度招生计划安排时予以必要限制，并对其高校设置工作予以调控”。

在谈到生均拨款制度的进一步落实时，茹家团说：“对地方来讲，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省级统筹，二是要切实搞好绩效评价，将绩效理念贯穿于高职经费分配使用全过程，体现目标和结果导向。对于学校来说，要紧盯支出绩效，注重内涵建设，防止和杜绝生均拨款人头红利诱惑。财政部、教育部将从生均财政拨款制度建立与完善、预算安排等方面，加强对各地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情况的监测，学校也应该将有限的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本报首席记者 高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