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过去一周时间，但高考依然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今年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新政，包含浙江在内的至少16个省份推出涉及考生思想品德方面的照顾政策。

　　道德加分是否应该推广？高考加分政策如何才能不走样？6月14日上午，浙江省编制机构办公室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了以“高考加分政策”为专题的公共政策沙龙，就高考加分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如何规范制度、完善执行等方面问题展开探讨。

　　道德加分引发教育公平忧虑

　　在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中，享受高考加分或降分政策的优惠对象主要有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在不同时期，加分或降分幅度有着明显差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可以清晰地说出各种享受高考加分的情况和分值，也仍然有很多家长仅仅是听说有这么回事，对具体内容一无所知。

　　浙江制定了《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按照规定，高中时，见义勇为和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需受到省级及以上的党委、政府表彰，方可加分10分。高考加分名单须经学校、市县、省相关机构的三级审核、三级公示后才能获得相应加分，但今年没有一名考生获得该项加分。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家长对道德加分提出了质疑。

　　“思想品德怎么可以用高考分数来量化？”郁国忠在余杭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孩子正在读高二，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样规定导向虽好，但对其他人而言不公平。孩子复习得这么辛苦，不断练习做题，图的就是多考几分，但做个轰动点的好人好事，就把其他人狠狠甩在后面，难道所有家长都要鼓励孩子去夺刀吗？

　　据了解，浙江省有30多万考生，1分就有五六百人，最集中的1分有近900人，10分就差5000个以上名次，就可能是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的差别。高考加分最少也有5分，多则20分，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确实极易引起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忧虑。

　　“虽然是几分之差，却凝聚了整个家庭与学校的努力，加分政策的执行不能违背制度设计初衷，要体现教育的公平导向。”浙江省监察厅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余灿认为，政策制定必须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应避免主观因素的过度影响。道德加分可以鼓励学生见义勇为，但我们也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否会对学生安全造成影响？会不会给家长留下钻空子的空间？

　　董继鸿是浙江省编办电子政务中心主任，孩子还在小学读四年级。和其他学生家长一样，为了孩子将来有更理想的人生规划，他早已开始研究高考加分的问题。他认为，衡量高考加分政策是否必要可行，主要看标准的制定是否合理、标准的执行是否公平。

　　“推行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与初衷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本身的不足，不能将高考加分当作奖励性措施。”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归结为一点，就是加分能解决什么问题？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倡导见义勇为，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够解决，就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整。

规范体育项目避免执行走样

　　《法制日报》记者从浙江省教育考试研究院获悉，2014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共30.86万人，获得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加分的考生共有3996名，其中，体育项目加分的考生从2010年的1011人下降到了今年的179人。下降的原因是，今年浙江普通高校招生体育加分项目再次瘦身，彻底取消了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等“三模三电”项目比赛。

　　“三模三电”项目一度饱受争议。2010年，浙江有643位考生凭借“三模三电”比赛获得高考加10分的待遇，其中绍兴第一中学因为这个项目加分的学生最集中，有46人，许多官员子女因此加分。公众对比赛中的猫腻与项目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针对“三模三电”等个别体育项目上暴露出的问题，浙江从2011年起对高考加分进行大幅“瘦身”，取消“三模三电”体育加分项目、“奥赛”省级获奖者以及科技竞赛集体项目获奖者中除“第一作者”外的加分资格等。

　　在浙江省体育局训练竞赛处处长汤宝春看来，高考加分政策对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促进作用。学生的体质健康，对整个民族发展有重要影响，不能因噎废食，保留体育加分项目有其必要性。

　　“很多政策设计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容易走样，因此要规范管理。”汤宝春说，要加大宣传力度，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政策，参与体育训练的人越多越好，让每个学生都有一技之长。

　　对此，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张丽娜表示认同，“不能把加分政策锁在柜子里，要强化社会公众监督，避免把好事做坏”。

　　张丽娜举例说，体育特长生加分，各地操作存在不平衡性，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国家二级运动员的认定，北方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一个班级有好几十个二级运动员的情形，影响了政策公平性导向。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包迪鸿向记者坦言，实践中，往往是政策实施前三年反馈良好，到了后三年就开始变样，职能部门有必要对政策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广泛吸收民意改进公共政策

　　浙江省编办行政体制改革处处长杨兆飞认为，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可以消减政策执行可能带来的徇私舞弊问题。

　　“应该给哪些人加分，加多少分，要符合大众文化心理。”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吴华说，任何改革创新都要依法而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首先面临的是合法性的检验，是否有上位法的法源。

　　吴华建议，要让政策的合理性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政府就要依托学校，赋予其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此外通过公共政策的辩论，更广泛吸收民意，使政策更符合公众对教育公平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