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的中国学大致经历了两个代际的变化。第一代是历史主义流派主导的，第二代是意识形态至上流派所主导的。当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不论是学术界或大众媒体，都深受这两大代际和流派的影响。 我认为，当下，中国学正迎来一个新的代际，即第三代。第三代中国学发端于新的形势背景下，研究方法和取向都不同以往。这一代际的演进，将推动中国学从基础结构上发生转型，并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深远，作为中国政治治理模式的核心体制，中共将有能力深刻影响中国学的结构和方向，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

　　西方研究中国从意识形态论战转向务实分析

　　首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现代中国研究的第一代，可追溯到20世纪初。这代人以史景迁、傅高义等杰出学者为代表。他们用历史主义的语境研究现代中国，研究方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研究领域涵盖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状况和引领中国现代史的领袖人物。这些研究为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了新的瑰宝。

　　中国学的第二代，始于1989年，在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狂热中诞生。这一时期的研究，被历史决定论引入歧途，陷入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两元对立。在研究取向上，强调政治立场先行和意识形态挂帅，目的只有一个，即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崩溃。在研究方法上，则十分类似美国竞选中常见的“敌情研究”。可惜，这一代际的研究一再被中国成功发展的事实证伪，备受质疑。我预判，这一派的未来前景极其有限。

　　梳理完过去，让我们再来看看当代。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全方位快速崛起，其巨大影响延展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政治、历史、经济研究的顶尖人士，纷纷聚焦中国，希望探究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深远含义。这个群体不再像前两代那样限于中国通，而是来自各个领域，他们便构成了第三代中国学的主体。

　　第三代中国学呈现两个趋向，一个是理论派，即试图用西方现有的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和解读中国模式， 譬如建构主义，“正当抗争”理论，“社会团结”理论，“受众理论”等。在我看来，这种用抽象教条硬套鲜活现实的研究方法很不可取，极有可能重蹈意识形态挂帅式研究的覆辙。

　　另一个趋向称为实证派，即以收集客观数据为基本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中国的治理模式。这一派中不少人是世界知名学者，比如弗兰西斯·福山的政治学研究，尼古拉斯·拉迪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傅泰林的国际关系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中很多是年轻学者。在我看来，实证研究高度关注政府治理，聚焦于具体问题，以实际数据为支撑，回应了世界客观认识中国的需求，对各国的政治治理也提供了借鉴。实证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学术界正从意识形态论战转向务实分析，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中国政治治理实践为世界打开新视角

　　新一代中国学研究吸引了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学术精英。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崛起影响全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治理模式。第二，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各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正遭遇史无前例的政治治理困境。全世界都在反思后冷战时代对政治治理的共识。而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政治治理的积极研究，有望为世界打开新视角，找到新思路。

　　但这一代中国学要想真正实现跨越，还面临一道障碍亟待排除。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治理的核心，却迄今极少为世界所知。

　　应该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中共都是中国政治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中共一直将自己隐藏在一个貌似和其他所有现代国家一样的国家体制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在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复杂有序，中共的政策决策机制和反馈机制科学严密。遗憾的是，全世界很难了解到这些细节。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意识形态挂帅的迷雾正在散去。在“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提高治理能力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各国各类政党的核心任务。各国学术界都在苦寻良方，以救自己于现实问题之水火。

　　要揭开中国成就之谜，钥匙在研究中共

　　社会科学界几乎每一个领域里的新一代学者，都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他们都已经深知，不深入研究中国的案例，就无法全面理解和解读当代世界的政治治理。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在政治治理模式上最重要的尝试和探索。现在他们又逐步发现，要想深入研究中国治理，不深入了解中共，就无法真正搞清楚。万法归宗，要揭开中国成就之谜，钥匙是研究中共。那么，中共会走上前台、撩开神秘面纱吗？中共的“秘方”能改变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吗？能促进世界全面革新政府治理的时代理念吗？

　　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令人鼓舞的。新中国成立65年来，特别是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36年来，中共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带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幅度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共的治理秘笈博大精深、独一无二。这一秘密的揭晓，将拓宽整个世界的视野。

　　或许，今天我们正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共将以开放姿态走到台前，世界将以客观务实的态度一窥中共这一当代政治治理学里最重要体制的究竟。

　　这个时代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中共需要进一步开放，学术界需要更多严肃学者的投入。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并不需要太久。在第三代学者手中，我们就有望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贡献给世界的政治治理研究。中共也有望极大地改变世界的认知，改写当代世界的中国故事。▲(作者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