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假期，但学校的自习室里还有很多大学生在为考各种证件忙碌。（资料图）

浙江省“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研究课题调查显示，平均13.1%的大学生已发生过性行为，其中男生17.6%，女生8.6%。他们开始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9.51岁，体育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最高，且存在少量商业性行为。（据8月15日《东方早报》)同一天的《新快报》报道了“广州高校三对情侣同居一室，女生床下扫出避孕套”。

暂时不必讨论“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关联知识、危险意识、性行为及态度”研究课题调查报告以及《新快报》的报道是否有其客观依据，就笔者在大学里亲眼目睹的状况来说，这类情形在大学里固然是普遍存在着的。毕竟大学生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性观念显然比较开放，而大学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小社会，当开放的社会给生理的强烈需求提供了必要条件时，大学生的性行为势必将普遍存在着。有关社会舆论将其报道出来，其目的不是故意妖魔化大学生，而是让大学生、家长、学校等都知道其严重性，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学生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有的人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他们觉得，媒体之所以发表一篇又一篇指责大学生的报道，社会舆论动辄将大学生与“性”联系在一起，旨在妖魔化大学生，向社会展示大学生是一个“性放纵”的群体，是在大学生的脸上“泼墨”，是对大学生的“集体毁容”。从直接目的来说，就是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故意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拿大学生的负面报道来制造噱头，满足其庞大的猎奇读者群体的心理需求，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

事实上，我们不否认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成分。应该说，在媒体走向商业化的今天，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可能会昧着良心，刻意夸大某种社会现象，以满足公众的猎奇心理。但是，当社会舆论普遍将目光聚焦在某类群体身上的负面报道时，可能就不仅仅是媒体的问题了，而是这个群体的问题。因此，当关于大学生的负面报道一篇接一篇地见诸各大报端时，该反躬自省的应该是大学生了。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倘若大学生自身没有任何可挑剔的缺陷，即使社会舆论想打他们的主意，我看未必就能称心如意。

有人说，“在普通公众眼里，大学生群体是高素质群体，应该有着更高的个人涵养和集体修养，他们先入为主地拔高了大学生的群体素质。一旦这个群体中某一部分的行为背离了他们划定的“底线”，那么，这一部分的错误，就要靠损失群体利益的代价来补偿。”我们要承认，在大学还没有扩招之前，大学生是很受欢迎的。但要强调一点，他们之所以受欢迎，甚至被称之“天之骄子”，我想背后的含义不仅仅是大学生数量少那么简单的道理。他们在公众的心里有如此好的形象，我想他们是用点点滴滴的付出换回来的，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大学生的群体素质被先入为主地拔高了。如果说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背离了公众给其划定的“水平”，我想“一部分人”应该就是大多数了。而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的整体素质出现危机时，难道还不容许公众表达一下良好的愿望诉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