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评价机制下，追求数量的简单增加成了一些学者的唯一目标，而学术思考的深刻性、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等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于是，一种学术拜物教粉墨登场了，这就是对ＳＣＩ、ＣＳＣＩ等中外不同引文索引系统的崇拜。调查显示，国内绝大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有类似的规定，凡是学者们发表的学术文章被收入了这些引文索引系统，在量化考核时就会比收入普通学术杂志的文章高出许多的分值。一时间，对于这些引文索引系统的盲目追逐，已经使得学者们沦为了生产论文的机器。

不仅如此，在数字化考核的驱使下，学术界还出现了畸形的恶性竞争。面对量化考核制度，学者们很难进行自我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随时要接受数字的检测，学者们的自信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加之量化评比和个人利益关系密切，学者们迫于无奈，只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上。这样的恶性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反而使许多高校教师产生了心理上的职业倦怠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孕育和产生一位以研究为旨趣，以思索为乐趣，以研究为志业的学术大师，又谈何容易呢？

众所周知，即使同处于一个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当中，学者们的成长道路、学术风格、思想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他们。学术的发展需要有良性的学术生态循环机制，这包括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宽容的学术舆论和社会舆论环境。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往往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并不需要被量化为一些可以相互加减的数字。

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当务之急是要积极寻求学术评价的制度创新，尽快驱除数字化的幽灵，营造自由、自信的学术氛围和积极、宽容的社会氛围。学者的研究应充满“社会关怀”，而不是“社会追求”；应得到“社会的关注”，而不是“社会的苛求”。

（曹卫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