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情绪化的偏激，平心而论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和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其实是有距离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假设他的孩子也面临就业与接受相关教育的关联问题，那么，通常他的选择（或者说是传统思维下的选择）也不会是“很开心地非当工人不可”。然而，城市就业的客观现实又很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下岗、转岗工人再就业的40、50问题刚刚得到缓解，消化年轻人就业压力的20、30问题又突现出来。不尽快拿出思路和对策，无疑将影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年轻人似乎也在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

化力图作出艰难的选择。有热心者就上述第二条新闻算过一笔账，即按照搓澡工每小时58元的补助水平，这份看似不太体面的工作薪酬标准并不低，按每人每天工作四小时计算，月薪能达6000多元。但是，这似乎又是一次在显示收入问题上的“脑体倒挂”。

显然，现实让我们尤其是在职业教育第一线的实践者必须在探索中回答这样的问题：怎样在脑体收入正常的条件下，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就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言，虽然应该强调“择业教育是职业教育永恒的主题”，但是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帮助学生开发自己的潜力，认识自己的特长，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岗位，才是最大的教育成功。因此，在笔者看来，上述那种单纯以薪酬标准为劳动力转移的标尺，而忽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需求和劳动者特长与潜力的思维，既是不足取的，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就是从职业教育的实际来看，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不在于其劳动力，而在于其劳动能力。其中，文化知识是能力，专项技能是竞争力，而能力的积累和竞争力的提升，关键是靠职业教育的训练来实现的。当然，时代也对职业教育本身的素质和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挑战之一：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分配切割比例。现代科技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市场变化迅速，对高素质劳动者需求不断增大，而学校专业受到观念、师资、设备、办学经验等限制，容易跟不上市场的变化。我所在的董恒甫职业技术学校很早就将专业调整和课程改革作为学校改革的重中之重，1996年起每年都对专业进行调整，对课程重新梳理，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力争达到毕业学生的技能要求基本符合市场需求。近年来，学校新增专业11个，关闭专业13个，毕业学生就业率达到98%，并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课程改革最大的困惑是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分配切割比例，我们经过全面认证和长期实践，现在基本定位在5：5的水平上，较好解决了学生发展远效和近效的矛盾，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基矗

挑战之二：毕业者更应是“可培训的人”。走出校门的职校生，不应仅是“培训过的人”，而更应是“可培训的人”。对此，打破学科壁垒并且积极地改革教材与教法，是眼下当务之急，而目前职教的某些教材多系套用高等院校的教材模式，“偏、难、烦、旧”弊端突出。事实上，我国教学传统中学徒式教育和半工半读模式，强调动手能力与积极的实践操作能力，这对今日职业技术教育有着非常有益的启示；而且在“应知、应会”的教学要求中，职校教育更应该向后者倾斜。

挑战之三：如何看待“学后职前”的培训？以德国与韩国的职业教育为借鉴，我国的中职生乃至高职生、大学生，其由学生向社会劳动者的角色转换中的“学后职前”培训这一块，将来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准备？这些问题需要由更多的教育政策指导者、学校管理者等共同来解题。